2026年4月15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举办的“国际中文日”庆祝活动上，巴西学生（右）了解中医药知识。\n新华社记者 金皓原 摄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六届消博会“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圆桌论坛上，传递出一组信息：“新时代神农尝百草工程”正沿着丝路不断延伸，中药产品已在莫桑比克等海外市场相继落地，智利则将针灸纳入了国家公共健康体系……中医药“出海”如何突破海外市场的高墙？怎样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与国际接轨？又该如何在人工智能浪潮中保持传统医学的初心？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韩丑萍院长、新加坡东南亚中医史研究专家杨妍博士接受了采访。
中医药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
上观新闻：中医药是如何迈出海外传播的第一步的？
韩丑萍：“中医走出去”，最初是“针灸走出去”。部分外国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许多疾病，尤其是慢性病，仅靠西医手段难以取得理想疗效，因而希望寻求替代疗法。在众多替代疗法中，针灸因其简便、有效且副作用小，常被认为是最为见效的方式。
杨妍：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移民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因此早在明清时期，中医药在东南亚地区就已实现常态化应用。而马来与印度的传统医学、文化，与中医药之间也存在诸多共性，例如“冷热寒凉”“食物上火”等概念都是彼此相通的。进入晚清民国时期，“慈善中医”传统逐渐形成，华人侨领在东南亚各地开办善堂，为当地华人群体免费施医赠药。
上观新闻：目前中医药的海外传播情况如何？
韩丑萍：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113个成员国认可针灸等中医药诊疗方式，29国制定相关法规，20国将其纳入医保体系。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杨妍：以新加坡为例，2000年，新加坡中医立法之后，新加坡知名中药商陈立发先生作为重要的文化中介人，与北京同仁堂合作，推动中医药进入当地医疗体系，在西医公立医院中设立中医诊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也体现了新加坡中医药本土化的独特路径：新加坡中医药的现代化与专业化，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过程，由民间中医药团体和个人以自发力量推动政府，通过不断协商与争取权益，共同影响政策走向。虽然从数据上来看，在1960年前后，据新加坡卫生部统计，有90%的华人看中医，目前这一比例已降至五分之一。但在新冠疫情之后，有更多马来籍、印度籍等完全不懂中文的年轻人，也开始尝试中医调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每年都会开设的中医通识课是报名人数最多的通识课之一。从中可以看到年轻一代对于中医还是有很强的好奇心的。
杨妍博士新书，《新加坡现代中医之生成：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与互动（1867-2013）》。（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加坡中成药在中国也很受欢迎
上观新闻：相比针灸，汤剂的接受难度更大些，目前中药在海外的接受程度如何？
韩丑萍：目前，由于中草药资源和政策，许多国家对药品有严格的管制，使用汤剂的国家还不多，更多的是使用颗粒剂。但目前已经有许多海外中医从业者表现出对中药学习的浓厚兴趣，随着他们对中药方剂理论的系统学习和深入了解，相信中药也一定能走出去，毕竟临床疗效才是硬道理。
杨妍：1978年，新加坡一名孕妇服用了含黄连成分的中药，导致腹中胎儿死亡。于是新加坡在1978年出台了黄连禁令。这是医疗偶发事件促使政府出台动态管制政策、保障用药安全的一个例证。黄连禁令对许多中药配方都产生了影响。陈立发先生在将北京同仁堂引入新加坡时，就为明星产品“大活络丹”牵头研发了不含黄连的“本土版本”。这其实表明了，中医药在出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
新加坡本地并不种植草药，所用草药主要从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内地进口。近年来，新加坡发展出本土中成药产业，也就是从中国进口药粉，自行组装，制成符合新加坡标准与法规、适应当地人群需求的中成药。有意思的是，这些药品反过来在中国也很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东南亚国家还致力于探索某些药材与中国在药用价值上的差异。比如“猫须草”，在中国一般是治疗肾结石，但在新加坡是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还有，具有补肾壮阳功效的东南亚特色药材“东革阿里”，也已经被中国国内的中医药大学收录，对中国中草药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近期，中国推出的“新时代神农尝百草工程”，也为与当地传统医学的互学互鉴提供了平台。由此可见，中医药海外传播是一个极具包容性、与时俱进且因地制宜的过程。
上观新闻：您认为中医药在海外传播过程中的关键点是什么？
杨妍：我认为是当地的合作者及文化中介人的作用。因为他们是最了解当地法规的，拥有渠道与资源，能进行推广，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如陈立发先生，他关注到了新加坡当地穆斯林群体的需求——他们在服用中药时，不仅对成分有要求，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亦须符合伊斯兰教义，“清真中药”由此应运而生。他还会将中医药知识与中国传统故事结合，如武侠小说里的点穴、三国里的刮骨疗毒等，以更生活化、娱乐化的方式传达给大众，既激发了兴趣，又提高了中文能力。这种潜移默化的推广方式，往往比直接的知识输出更为有效。
他们对中医怀有真诚而坚定的热爱
上观新闻：随着传统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医。他们为何选择中医？
韩丑萍：从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留学生群体来看，外国人学习中医的动机非常多元。
有一些学生有家学渊源，比如一位来自泰国的学生，其祖父是当地著名的中医，经常为穷人免费看病，他从小耳濡目染，是带着一颗济世之心来学中医的。还有一些学生有西医背景，能够将中医与自身的健康联系起来，学中医也是为了能够多维度提升专业能力。更多的学生则对中医怀有真诚而坚定的热爱。
我们的留学生生源非常好，好多同学在自己国家也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或化学竞赛的获奖者。这些学生不远万里而来，是真心且坚定地希望学好中医。
杨妍：在新加坡，很多人学习中医并非以就业为首要目标，而是出于个人兴趣、保健需求，或是想要“转换赛道”。学员的年龄层次跨度很大，有很多社会人士，也不乏西医、牙医等。因此，新加坡的私立中医学院设有一定的非全日制课程，学员白天工作，晚上上课。这种模式更贴近社会需求，也更具灵活性。
上观新闻：在学习过程中，中文非母语的人会遇到很大困难吗？
韩丑萍：很多人会认为外国人学习中医会遇到语言不通的问题，实则不然。我们发现，不少东南亚的同学可以自如地用中文学习中医。与此同时，我们学校从2012年开始开设专门的英文本科班，有一批可以全英文授课的教师队伍，因此，国际学生理解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留学生规模比较庞大，国际学历生目前已超过1500人，来自65个国家，涵盖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回国自己开诊所，或进入当地医院的中医科，有的会到所在国家的卫生部门工作。另外还有国际暑期学校和短期培训项目，这些非学历学员也近1500人，大部分是在自己国家学了中医，到中国来临床实习或进修的，对这些短期进修学员，我们有英语、法语、日语和韩语的专业翻译，所以他们理解中医没有困难。
韩丑萍院长与参加海外“西学中”项目的医生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培养人才需兼顾国际视野与当地经验
上观新闻：海外的中医人才培养体系是怎样的？
杨妍：新加坡的中医学科体系主要培养的是本土人才。公立大学方面，南洋理工大学的本科是有中医专业的，今年开始启动了中医硕士培养项目。私立大学方面，主要有中医学院和中医学研究院。新加坡的中医培养基本以私立学校为主，它的教育体系很完善，能够为新加坡中医药界提供70%至80%的中医师。这类私立学校形成了中医发展独特的“四合一”模式（监管、教学、研究、临床一体），能够在没有任何官方资源的投入下实现自我运营。
在马来西亚，中医则是2016年立法之后被纳入正规高等教育体制，很多民办大学都开设了中医课程。这些课程会使用英文、马来文等语言教学，有些大学的中医系，学生答题时先用英文答，之后可以用中文进行补充。
另外，新加坡的教学理念是以临床实用经验为核心。由于本地疾病种类局限，所以学生不仅会在本地实习，也会去中国实习，因为中国方面拥有丰富的病例与最先进的临床应用，这种国际合作交流对新加坡整体中医水平与教学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大巴窑中华医院总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观新闻：在新加坡，中医的执业规范与资质认可是如何规定的？
杨妍：新加坡的中医主要是在卫生部的中医管理委员会之下进行注册的。中医师注册分为三类：一是本地学位持有者；二是赴中国留学的本地人，目前新加坡承认中国8所中医药院校的学位，但毕业的学生回新加坡后仍需要通过本地中医师资格考试并满足临床小时数；三是人才引进，即少量来自中国的资深中医师。这种制度在引进外来人才和保护本地人才之间取得了平衡，既保证了新加坡的中医水平，也控制了人才引进的数量。
韩丑萍：经过我们的培养，我们的毕业生基本都能顺利通过各个国家的中医资格考试。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外籍中医人才在中国执业。近几年，通过我国中医执业资格考试的国际学生也不少。目前执业医生的考试只能用中文考，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推动在上海率先开展英文执业中医资格考试，这一举措如能实施，将有助于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
上观新闻：对外籍中医人才的培养，您有哪些建议？
杨妍：外籍中医人才培养需兼顾国际视野与当地经验，最好能在中国和家乡都展开临床实习，多吸取各方面的经验和理论，用日常实例来贯彻所学，多总结反思。
韩丑萍：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吸引优秀生源来中国系统学习中医药的理论和实践。这些学生经过5年学习，如果加上研究生阶段，就是8年甚至11年的学习，将来回到自己的国家，不论自己开诊所、进入医院中医科或者从事医疗管理，都会是中医药的实践者和传播者。而且，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有助于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
善用AI，拥抱未来
上观新闻：您如何看待AI技术在中医发展中的应用前景？
韩丑萍：我们肯定要适应时代变化，拥抱科技创新。上海中医药大学在AI领域已经探索了多年，2010年就研制了首台中医四诊客观化集成诊断仪。目前国内也有很多公司在研发帮助快速诊断的新产品，比如诊断指环和“魔镜”等。未来，AI无论是在诊疗还是培养教育、翻译、国际传播等领域都会更有帮助。
杨妍：目前，新加坡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国家卫生部也刚刚更名为“保健卫生部”，前几年推出了“Healthier SG计划”，工作重点从疾病治疗转向积极预防。在这个计划中，中医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新加坡政府希望把中医药纳入整个国家的保健卫生医疗体系中，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而AI现在亦是新加坡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政府网罗了大量优秀的AI人才，因此中医与AI的结合正处于起步但百花齐放的阶段。
比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成立了联合实验室，用AI的技术为糖尿病前期肥胖、功能性消化障碍等慢性病提供预防和治疗方案。同时，新加坡卫生部属下的全国医疗科技机构也在开发“AI舌诊”，希望将其发展为一种远程治疗和日常健康管理的手段。新加坡还首创推拿机器人，一名医师可以同时操控多台机器人，为多名患者提供人机协作的推拿治疗。它也能够在推拿过程中生成相关数据报告，供中医师评估患者情况，为后续针灸等治疗提供参考。
最新的案例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工程学院，联合当地的中西医人士，得到大学跨学科研究经费，正在研发适用于新加坡人群的中西药物交互作用和以症查药的AI工具。在信息提供和搜索技术上，我们希望它能超越同类工具，为新加坡的专业人士和公众提供符合当地习惯、可靠易懂的中英文双语信息。它将促进当地中西医之间的合作，推动更安全、知情的整合式医疗。我们将首先整理新加坡当地的资料，结合国际数据库，尝试进行检索方法和功能的创新。当然，我们也会善用AI，避免人工智能幻觉问题，使数据库更加可靠。
上观新闻：关于推动中医药的海外传播，您还有哪些规划与期待？
韩丑萍：我校在做好中医药国际教育的同时，也一直在响应国家战略，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其中包括牵头完成2022年发布的《WHO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在马耳他、泰国、毛里求斯、摩洛哥等地设立了海外中医中心，同时我们的中医药课程也成为马耳他大学理疗系的必修课和法国里昂大学东部医学院的选修课。我们也为突尼斯、摩洛哥的西医设计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西学中”课程，深受当地医生欢迎。
除学历教育外，我们也要积极打造面向海外西医师的针灸培训、学术性国际暑期学校以及高质量的中医药高端研习班等多样化培养通道，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战略，提升中医药在全球传统医学领域的核心地位，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熟悉中医药、能够参与本土健康质量管理的专业人才。
杨妍：现在很多人都对西医有反思，如昂贵但不必要的检测、资源的滥用等，而且生物医学本身也有局限性，这势必会使得中医以及其他传统医学的地位得到提升，因此，现在正是中医药传播推广很好的时机。当然，在推广传统医学时，要注意其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使之成为可控、可检测、有指南的医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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